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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来国际娱乐诚和真正网址|连载|别癌无恙:我的重生旅程(第二章)
热度:3154       2020-01-10 15:18:11

利来国际娱乐诚和真正网址|连载|别癌无恙:我的重生旅程(第二章)

利来国际娱乐诚和真正网址,第二章 派驻日本

北上

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子新闻业有了新面貌。各种载体纷纷出现,包括高分辨率电视、beta半寸录像带,以及sx录放机。不过,我们出差时还是像马戏团一样阵容庞大。一个beta录像机加上旅行时的包装大约重四十五公斤。我进行直接剪接时需要两个。但如果电视台想要很新颖的制作效果,这种录像机就需要用到三个,全部加起来接近150公斤的行李重量。出任务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可不是轻松有趣的事。

新的玩意儿出现,以制作更好的影像。摄影师手腕绕着“斯坦尼康摄影机稳定器”,让空中传到地面或崎岖不平路上的影像更稳定。夜视镜让摄影师得以在全黑情况下拍到影像,额头上的小摄影机给了观众如临现场的感觉。

同时有线电视新闻也已出现,主要几家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对于那些发迹于影片年代的人,跟上时代变化有一定的难度。每逢重大变革,我就必须重新上课。总有一些事情需要迎头赶上。互联网开始提供服务,其出现永久改变了沟通方式。

要说每个任务都很艰难,其实也不公允。有些公务旅行让我造访风情独特的外国,留下有趣的回忆。1990年7月,我在蒙古的乌兰巴托报道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多党选举。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从北京搭乘蒙古航空,随行的是往常那装进十二个盒子的沉重行李。对于像我这样来自深陷噪音和污染都市丛林的人而言,飞机在乌兰巴托开阔的草原上降落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

以报道选举而言,作业程序一般皆可预料。我们在那里停留一周,某个安静的日子,收工后我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很有名,收藏了很多展品,包括两套恐龙骨骼,令我印象深刻。

但最有趣的是骑上蒙古马,陪伴我的是一名翻译。我在绿色山丘与低谷里上上下下,偶尔可见草原上设置了大小如真的恐龙复制品。

在乌兰巴托城市外,没有街道或公路,也没有红绿灯和喇叭声。我看到的只有牧民赶着牲畜。外表魁梧的牦牛点缀着广阔无垠的草原。我看到远方小小烟囱冒出黑烟,那不是污染环境的烟。天气极好,朗朗晴空下吹着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气温不冷不热。在这片广大陆地的中央地带,七月晚间甚至还有一丝凉意。

我享有完全的自由。我在浩瀚荒原上无人找得到。我看到绿油油的青草、蔚蓝开阔的天空,感到自己的渺小。同时,我臆想传奇的蒙古帝国创始者成吉思汗。13世纪时他骑在结实的马背上,与手下锐不可当的军队一起,可能就从我脚下的草原往西冲去,所到之处全都纳入蒙古版图。

蒙古选举在1990年7月底结束。我们离开前,美国白宫记者安排了戈壁沙漠野生狩猎之旅。不过因为8月2日萨达姆入侵科威特,这项理当充满乐趣的活动突然取消。

四个月后,反抗萨达姆的战事箭在弦上。我当时正在处理另一个选举新闻,这次是1990年10月24日的巴基斯坦大选。

有个晚上,我独自在伊斯兰堡旅馆餐厅吃饭。坐下前,我从架上拿起一本杂志,看到一页刊出西洋星相。属于我的水瓶座那段提到,这个星座的人极有可能不久后会有北行之举,是正向的迁移。当时我没太在意,但多年后发现那个讯息其实意义重大。10月26日我回到香港的家。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数百架飞机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沙漠风暴行动”于1991年1月17日宣布,我被召去加入我们在利雅得的团队。对所有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新闻台而言,这都是重大新闻事件,他们在不同城市的旅馆里设立据点,他们派出重量级的记者,让工程师们飞过来建立所有必要设备,以便报道整个海湾区域。甚至还在开往前线的吉普车上装了迷你卫星碟型天线,好实时将电视讯号传回美国。与越战时期相比,电视新闻技术确实已有长足进步。

我在沙特阿拉伯准备妥当、展开工作之前,已经大费周章、绕了很远的路。1991年1月29日,我从香港飞到巴黎,领取一件适合我身材的生化战制服和防毒面罩。前线工作人员在危险环境下工作时,就是如此装备。电视网在我们被指派这类任务时,会为大家追加额外保险。

早上十点过后不久,我在吉达国际机场外见到一位当地司机,马上开始横跨沙漠前往首都利雅得的长途车程。我心里并未准备在这六小时的车程里碰上什么事件,我错了。

在沙漠中央的一个加油站,日落时分,司机用力将车门带上,钥匙留在里面。简直就像老式电影情节。这是一部美国制造的车子,除非打破车窗,否则不可能开门。我们花了超过半小时的时间,终于找到击破玻璃的正确工具,车内沙发座椅满布玻璃碎片。

我们住在利雅得的凯悦饭店,靠近一个军用机场。外国媒体基本上占据了整个旅馆,主要为了就近参加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每天的简报。旅馆屋顶上有各大电视网设置的巨型卫星碟,旁边切置了现场收录的摄影机。我们看得到后面的军用机场。摄影机的三脚架已经架好,就竖立在那里,随时可以实地转播。

派驻利雅得比在达兰好,后者是发动重大战役的地方,那边的发展需要频密报道。但在利雅得,我碰到了几乎不曾发生过的挑战。那就是几乎错过播报时间。某个星期天,一群美国国会议员来访。我不确定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也不记得是哪些人了。我们驻白宫特派记者山姆•唐纳森和制作人戴维•卡布兰和他们同行。当地晚上六点,两群人携带新闻数据进入编辑室。这时离新闻播出时间只有半小时,我没把握是否来得及播出。

我们一开始筛选录像带,山姆马上开始在手掌心写稿——不完全是脚本,只是他的重点,他记下录像带上的重要片段以及关键词。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做好了音轨,编辑成长达两分多钟长度新闻。这是为星期天新闻节目“戴维•布尔克利的本周报道”而作。新闻供料方式是设定时间的直播,也就是说我一旦按下按钮、播放录像带,节目就跟现场直播一样播出。没有时间在播出前先到主控室检查质量。倒数计时必须精确、不得有误。我们做到了。

大规模报道重大事件时总会碰到新面孔,戴维•卡布兰是其中一位。不幸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1992年8月13日,戴维在波斯尼亚——赫塞哥维纳被一名狙击手射杀。他那时护送几名塞族官员从赛那耶佛机场到联合国总部,子弹射穿车上贴着的“电视”标志而击倒他。戴维已为美国广播公司工作了20年。

任何时候我听到媒体同行殉职,总是纳闷何以如此。我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往往在错误的地方、甚至可能不恰当的时间进行。观众或读者真的了解新闻背后的代价或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才制作出来吗?

说真的,利雅得经常受到“疾飞飞弹”(译注:苏联制地对地ss-1b/c飞弹)攻击的威胁。军方说,飞弹弹头可能装有化学武器。每当警报响起,我们就得迅速戴上昂贵的防护装备。不论我们在做什么,都得停下来穿上这些东西。

2月15日,我正在跟安妮讲电话,那天是我的生日。警报声响起时,我们还没讲多久就必须中断。安妮在电话另一端哭起来,担心我的安全。我们认识以后她第一次有这种反应。

有天晚上,我与司机去一家中国餐馆取外卖。我们经过的一条街道三十分钟后被“疾飞飞弹”击中,造成严重损害。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

“沙漠风暴行动”于1991年3月1日结束。我在利雅得出差最后几天,纽约总部打电话通知我将从香港调到东京。地理上,那是从南方迁移到北方,也就是北上。

1991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凯悦饭站屋顶,我戴着生化武器防毒面罩。现场转播的摄影机已经架好,可以随时开动。

这项消息令我吃了一惊,几乎不敢置信。我无法掩饰兴奋。首先,这是肯定我的表现。这项调职势必改变家中每个人的生活。但我完全想不到它带来的长期影响。

3月12日我回到家中后,马上开始准备搬家。5月时,我与儿子鸿钧飞到东京,寻找他可以就读的学校。鸿钧那时14岁,在香港学校一直表现得不理想,但我还是得以让他进入东京一家很好的国际学校“圣玛丽中学”。当时没人想到新环境日后完全改变了他。

安妮一直在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做事,现在不得不辞去工作。她不喜欢做全职家庭主妇,现在不确定在日本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能找到什么工作。

1991年7月6日的香港旧启德国际机场出现了一幅感人场面。父亲老泪盈眶,在我们进入出境室前跟我们道别。他不愿意跟我们去日本。他很坚持,表示整个家在日军入侵时已经受够苦头,住在一个曾经跟祖国打仗的国家只会唤起昔日痛苦的记忆,他的良心不会放过他。鸿钧从小由他带大,哭了起来。在多年辛苦工作和耐心等待之后,我一心向往较好的生活,除了将他留在老家,别无他法。但我必须承受罪恶感和焦虑,当时实在很为难。

旅日生活

七月炎炎夏日中的某一天,正如星相预测,我们抵达东京开始一段没有近亲和朋友的新生活。这个地方视外国人为异类,由严密的官僚体系治理。

我的东京同事大串和岩田热心地帮助我们安定下来。他们前来接机,令我们很快就在千里之外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就这样,我们一夜之间开始了新生活。这是一段与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住在一间安静优雅的房子里,周围是高度自律的邻居。我们学到在公共场合尊重一致性的文化,也经历了地震频繁的恐怖现象。

几乎就在抵达的同时,我们发现语言是一家人遭遇最大的不便。对我而言,这个障碍使我无法最有效地完成工作。经常我得向本地工作同仁探询发生何事,这使我颇为沮丧。

另一件不方便的事是找不到中药,这点令我们很没安全感。不过我们离开香港之前就约略知道这种状况,因此带了一些简单常用的草药过来,以防万一。

1994年,我们搬了一次家。隔壁住了贾克森一家。贾克森太太有次得了流感,似乎持续了好几天。我们给她一些或许用得上的中药。安妮教她如何熬药,她问能不能加蜂蜜,我们说可能不行。第二天早上,她过来称我们是魔术师。

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国杂货店在横滨,从东京开车过去大约要一小时。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适应眼前的条件,继续过日子。我们非常想念其他家人。

两年后,安妮在市中心靠近皇宫的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而我晋升到这个新环境并不容易。日本是美国重要的盟邦,也是一个经济大国,有很多事情可以报道。作为亚洲最大的分社,东京团队主要负责整个亚洲区域的新闻,有时候还不止于此。我经常忙到没有睡眠时间。处理制作新闻节目,我还得照顾一个庞大的亚洲国家录像带资源中心,每天的工作时间通常很长,生活形态与饮食习惯也没改变,而且我也依旧没做任何运动。

东京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在广义亚洲内及时抵达目的地制作当天播出的新闻。成田机场和市区之间的交通时间,相对于香港要久得多。交通阻塞令人发狂。我登上飞机系好安全带时已经很疲倦,更别说还要飞到目的地、展开制作新闻报道的真正工作。

同样地,回程也一样辛苦。飞机降落后大约要三到四个钟头,我才可能坐在家中喝杯啤酒。我首先得排在移民局柜台前的长龙队伍之后,然后再经过海关,将我的设备弄上小客车,疾驰在公路上,大多数时候会碰到堵车状况,最后再把设备卸在办公室,然后才回家。

我们很快就看到调职带来的益处——跟鸿钧有关。他改变得跟以往截然不同,这不能不说是他自己的努力。我们也得感激圣玛丽国际学校提供了积极正向的读书环境。鸿钧第一学年就大幅改进了平均成绩,赢得师长赞誉。他成为艺术方面出类拔萃的学生,特别擅长陶艺。他在圣玛丽三年都非常用功,毕业时是荣誉学生。

一九九四年秋天,鸿钧离开我们到美国上大学。他首先去了伊利诺伊州的诺克斯学院,然后到纽约大学。他接着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拿到建筑硕士学位,每个学科都成绩斐然。

我以他的成就为傲,但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一点罪恶感,他成长在一个父亲经常不在的单亲家庭里,从小就必须适应这种状况。他最需要爱的时候得不到爱。但我调到日本后,确实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认识了一群同样迁居日本的香港人。他们大多是驻外工作人员,都是政府及商界的专业人士和主管。有些人有自己的公司。我们这个团体由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人构成,大家兴趣类似,经常聚集在一起分享异域生活经验、互相帮助。

我们扩大了社交圈,很快就为生活注入了活力,许多新面孔后来都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非常看重这些友人。卢家伟是其中之一。1994年,他非常热心地介绍我打高尔夫球。在日本,这是一种很流行、但也很贵的运动。对于像我这样从学生时代起就不做任何运动的人而言,我颇为心动,尤其是因为有好朋友们做伴。

因此,我开始做一种以往从未想过自己会从事的运动。足球是我一度最稀罕的运动。我从没料到高尔夫竟然会改变我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

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天早上,只要我没出差,几位球友就会一起到东京塔附近的一家练球场。在不知道正确无误的挥杆方式下,我们会挥出好几篮练习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那是一种只要你缴了一两千块就可以“练到饱”的付费方式。然后我们就跟各自的另一半,一起到常去的一家中国餐馆,边吃边吹嘘自己的挥杆。我们并没花太多时间在球场上,也没雇一位教练来教我们。我们的运动仅止于练习场,大多是用推杆。那是我唯一的运动。

1995年值得记下一笔。那是我搬到东京后最忙的一年。首先是1月17日的神户大地震。虽然我因为肺炎请了病假回香港,但这个事件的后续报道还是让我忙了好一阵子。

两个月后,日本首都东京这个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由于一个出自本土的恐怖分子而毁了盛名。1995年3月20日的周一早晨,就在八点过后不久,我在整夜制作阪神大地震两个月报道后,正准备开车回家。东京地铁遭到毒气攻击的新闻爆发。致命性的“沙林”气体被装在塑料袋里,在东京好几个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释放,造成十几个乘客死亡、五千多人受伤。

那是一件由“奥姆真理教”邪教组织的信徒们精心策划、在上班时间执行的事件,目的在于扩大伤亡人数。邪教的精神领袖麻原彰晃于1984年创立此教,累积了数千名信徒,包括很多大学生,并且透过捐献与非法商业行为建立强大的财务基础。

事实上,九个月前的1994年6月27日已经发生过类似攻击。“沙林”毒气在东京北方大约二百里、偏远的长野县松元市释放出来。目标很明显,针对的是主理一宗房地产诉讼而预料会对奥姆真理教不利的3名法官。那次事件并未登上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但是也造成7人死亡、大约五百人受伤。

更令人惊骇的是,地铁毒气攻击事件后一星期,日本警方和自卫队对奥姆真理教采取了行动,在富士山下的一个奥姆教总部里发现大量化学武器、生化战争溶剂和爆炸物。

恐怖袭击在八点过后不久发生。安妮逃过一劫。那时她正在地铁一个受到攻击的丸之内在线,只差大约十分钟就会碰上。

尽管工作忙碌又有文化差异,我认为在日本的生活是有前途的。安妮喜欢她的工作。而且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在异域安定下来,不知道何时会回香港。

接下来就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新闻报道。那是我碰到最大的振奋人心的新闻事件。我回到香港老家,与大约150人共同参与历时一个月的报道工作。

“彼得·詹宁斯的晚间世界新闻”七月第一周全部现场报道。其他新闻节目播出更早。但是如此大幅度报道的准备与安排工作早在一年前已经开始。新闻网必须数月前付出订金,确保旅馆房间与其他私人项目都有着落,以便取得先到先得的最佳现场转播位置。全世界电视台蜂拥而至这个英国最后殖民据点,见证东方之珠回归中国。

数十位工程师、节目制作人以及记者从伦敦飞来,美国卫星碟被运来,装在正确的位置上。数里长的电线电缆从不同地方连到位于香港万豪酒店的主控室。酒店是美国广播公司几个月前就订好的。作为监视播出的电视墙已架设好,以便监视来自本地电视台和现场摄影机传来的各式各样事件。这里的装备与电视台一个标准主控室一样,只不过是暂时的。

历史事件当天,导播责任重大,他必须确保现场转播成功无误。许多架摄影机被安置在不同地点,各自有记者在旁,同时还有当地电视台不间断的提供现场影片。导播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按下正确的按钮,确保自己不错过丝毫历史时刻。为了避免混乱和困窘,技术员和剪接人员之间、主播和记者,以及制作人和摄影师之间,都需要合作。导播是现场转播顺畅无误的灵魂人物。问题可能毫无预警地来临,超出控制范围的事情可能发生,特别是当整个仪式进行时降临的倾盆大雨。主播总是最后一个更正错误以及用轻松与专业方式缓和情势的人。

为了这个特别报道,动员的后勤与财务支持之庞大,超过一个普通观众的想象。我的一位财务同事从头开始注意这次的花费,他告诉我,全部作业花去公司大约三百万美元,为的只是提供观众在这个历史事件上、由各个不同新闻节目播出的尽可能最好的报道。当你将费用除以全部播出时间后,会发现单位时间成本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执行主管们早在实际进行报道之前很久,就决定节目计划和故事内容。制作人和记者们在回归仪式举行之前数月就抵达,在几乎没有参考数据的情况下撰稿,在编辑同事、传译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协助下到内地与香港各地旅行。大阵仗的车队随时待命。这些都是新闻网在报道重大事件时的标准作业方式。

我被派与东京同仁一起工作,在自己的家乡见证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感到十分愉快。当然我也尽可能抽时间去探望父亲。

两个月后,另一项历史事件耗费了电视网庞大的资源与金钱,当然还是为了尽可能将最好的报道提供给观众。那是发生在1997年8月31日黛安娜王妃去世的事。许多共同制作香港回归新闻的同事再度聚集,这回是在伦敦。对我而言,这是一项超越亚太平洋的任务。我几乎没回家。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庆典浓墨重彩,举世关注,我们家中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庆祝。这年是我父亲的80岁生日、安妮父母50周年结婚纪念日,也是我们结婚十周年。

安妮和我想出纪念这些特殊日子的方法。我们打算带长辈到美洲,先去旧金山,再到多伦多,然后坐邮轮到加勒比海,最后再去东京。听起来像是个不可思议的旅程,但我们应该在他们体力仍能旅行时付诸行动。

多年来,我父亲和安妮双亲都被在困境中养儿育女的重担绑住,他们为了改善生活而辛苦工作。现在子女成年,自己也老了,但他们仍然不愿意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花一文钱享受生活。这次旅行将是一个特别的礼物。我终于能与父亲分享一点美好生活。

因此,1997年9月27日,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将所有的庆祝一次举行。旅程预料会又长又辛苦,但是我们的父母非常兴奋。这是我父亲首航之旅,他从未搭过飞机。第一次的飞行经验是让他坐了12小时的飞机,但他毫无抱怨。

双方的老人家这次旅行都大开眼界,他们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之前听说了好多1840年旧金山淘金热以及西方科技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壮举;这次旅行亲眼看到怎么回事:登月小艇就在佛罗里达甘乃迪太空中心展示;探险号航天飞机也在那里。他们进到航天飞机里面拍了几张照片;当然,还有他们早就从广告得知的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

但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七天邮轮之旅。他们在加勒比海上坐在池边,与外国观光客混在一起,每分钟都过得美滋滋地。他们非常开心。

1997年10月19日,我们一行五人从佛罗里达飞往东京。我们故意这样安排,好让老人家经历我们的生活方式。父亲生性待人严苛,他虽然没有形之于外,但我知道他这趟并未完全乐在其中。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很放心地知道这次旅行十分愉快,平安无事,而且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提到这段记忆。安妮和我伺候双亲将近一个月以后,可说是筋疲力尽。

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证明我们看法无误。安妮父母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她父亲深受肺疾之苦,母亲则必须动心脏搭桥手术。

1998年11月23日发生了一件即使不是噩兆、也很诡异的事情。安妮是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上都在我们家的佛坛上点香礼佛。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中,她发现有支香熄灭了。以前从未出现这种事。

可能纯属巧合,但那天夜里,姐姐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已经住进医院。他那一阵子一直抱怨胃痛得厉害,后来发现结肠已经破裂,原因是一个恶性肿瘤日益膨胀。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刀。一年前,他还一切都好,跟我们在加勒比海上愉快和谐地相处,现在他的生命则似乎危在旦夕。

我请了紧急事假,次日飞回香港。父亲逃过一劫,但必须接受不乐见的后果。医生在他下腹开了一个造口,那是一个人工肛门,接上特制的可抛弃式塑料袋储存粪便。他终生都必须忍受此种不便。

情况很清楚,他不能单独生活了。我设法将他安置在一个老人院。他原先不太愿意,但很快就发现有一群同样年龄与背景的人做伴的自在。

父亲的癌症是家族中这类疾病的首例。我没太注意其原因,只专心处理事情的结果。我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他,也很担忧,但我必须继续自己北上的生活。

回到东京,不管制作新闻节目那充满压力的工作,我对高尔夫的热情日益增强,虽然我在球场上的表现未必同样成长。这是我唯一的运动。虽然我没打算雇一位教练,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我希望趁自己年轻时就已经坚持这项运动。我认真设法让安妮也接受高尔夫。

安妮是典型的城市女孩,主要的活动场所是购物商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必须暴露在烈日与大雨中、让皮肤晒伤或淋湿、打击或追逐一个比橘子还小的东西。她难以想象其中乐趣,倒是宁可做个“高尔夫球寡妇”。她有她的道理,但是我没放弃。(来源|别癌无恙:我的重生旅程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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